二战后，日本得益于“特需经济”，使得本来满目疮痍的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此后的十八年间里保持着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日本第一次走出经济拮据的阴霾，没有一个日本人会怀疑，自己的国家会永远这样繁荣下去——一边是勤劳的日本人，一边是可靠富有的美国盟友，还有东大跟早稻田的学阀精英们执政。

繁荣有什么理由会中断呢？及至七十年代，在经济奇迹下的日本人一边迈步着向“一亿中产阶级”的目标而去，一边也开始将目光投到了欧洲的福利制度建设之上。1973年田中角荣正式推动了社会福利体系的扩张，日本人将这一年称之为“福祉元年”——这意味从此有着“七十岁以上老人免费医疗”“物价挂钩的年金制度”等诸多保障的日本人，安度晚年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但事实上日本在此时扩张养老福利，本身都是因为一个问题所引起。

日本因为特需经济带来的大量订单，使得制造业得以复苏，并在十八年时间里经济快速增长，这意味着日本需要大量合格的现代工人——简单的读书写字只能满足低端制造业的需求，而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则一样需要密集的廉价工程师们来完成作业，提升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就意味着，日本需要将人口红利进一步升级成工程师红利，如此需求导致日本政府在六十年代大幅推进了“填鸭式教育”——这种应试教育能如同流水线一般，快速的锻造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等教育人才。

再加上东北亚儒家文化圈里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此日本本土的“望子成龙”与欧美泊来的“精英教育”相结合，土洋相加便成为了日本当年“填鸭教学”的助推剂。父母寄托的阶层升迁希望、金榜题名跃龙门的诱惑、行差踏错就沦为下流的激烈竞争，使得当年的日本学生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周上六天课程、作业如海、考试如山。而这也是东北亚“应试教育”模式的滥觞。

但当年的日本福利体制尚未完善，在“每天晚上睡五个小时就下榜，睡四个小时就金榜题名”的“五下四上”教育竞争力，日本父母也承担着巨大的选择压力跟教育费用。精神、经济的双重负担的加大，直接导致了生育意愿的降低。根据Wind统计，日本随着战后婴儿潮在六十年代末到达高峰之后，生育率就开始急转直下，从1968年的20%生育率，在十年后的1978年就下降为15%，而等到了2016年，日本生育率更降低到了9%以下，五十年时间生育率直接腰斩。

正是有鉴于国家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从田中角荣开始，到中曾根结束，日本花了十年的时间完善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体化福利建设，其旨在通过激励式的福利制度，来逆转日本老龄化的问题。而为了直接给育龄男女减轻后顾之忧，日本政府在从1973年开始建设养老福利之时，同样开始开始推进“宽松教育”，试图让子女的人均教育成本降低，以促进年轻父母们“多生多育”。

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东亚“望子成龙”的本土思想结合了“精英教育主义”执行模式，日本人已经在其中难以自拔，唯恐落于人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人可，我儿亦可！1976年日本文部省受社会舆论压力，开始对填鸭式的“地狱教育”进行大幅度改革，在《教育课程基准》之中，文部省正式确立日本教育进入了“宽松时代”——要求公立教育只提供核心教学内容，避免无意义的延伸，力求减少学生负担，但同时能过上充实又自由的生活。而为了落实“宽松教育”，日本不仅修改了在校上课的时间，从原本的每周六天课程减少为了五天，总体课时也从5821小时削减到了5785小时。还为了避免升学竞争，又将志愿报考的制度删除，改为划片入学，而在2002年施行的《学习指导纲要》之中，相较于宽松时代之前，整体教学内容更被缩减了30%。

但宽松教育既没有为学生带来自由，也没有减少年轻父母的压力，更没有能够提振日本生育率，事实上一切发展的方向都截然相反。日本号称拥有“一亿中产”，而中产阶级是所有阶层里最渴望突破天花板进行阶层上升的人群，并且由于缺少资产积累，这个阶层同样也是最没有安全感，最容易向底层滑落的阶层，这就导致了全球所有的中产阶级都热衷于投资教育，希冀孩子成年之后，至少能保住现有的生活。日本中产阶级作为内中最为保守的一大族群，自然也不会例外。

然而“宽松时代”的到来却意味着，日本政府不再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上的支持，而只是在底线上维持一种“最基本的通识教育”。这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极大地增加了中产阶级以及底层渴望进行阶层跃迁的日本家庭在教育上的负担。而事实也是如此。随着“宽松时代”的确定，因为日本文部省无法干涉私立学校甚至补习班的运作，只能规定禁止对公立学校进行志愿报考，带来的后果就是公立学校的生源跟教学质量齐齐下降，这就导致了大量无法进入昂贵私立学校的日本普通家庭的学生，只能将大量的时间荒废在公立学校里，想要提高学习质量只能谋求放学后的课外补习。